范晔把崔篆、崔骃、崔瑗、崔寔四代人收在一卷里，表面是"儒家文林"的著述目录，内里是一部士人如何处置权力的连续案例。四代人反复回答同一道题：该不该出去做官，以及做完之后怎么收场。
Cui Yin, Cui Yuan, Cui Shi — Hou Han Shu, ch. 52
如果只记七条
先说清楚这份材料是什么
每一代人从哪里进场、在哪里收场
昭帝时幽州从事，谏刺史"无与燕剌王通"。剌王败，擢为侍御史。——家族的起手式是押对了即将出事的那一边。
历四郡太守，"所在有能名"。技术上没问题的一代。
王莽时为郡文学，辞掉步兵校尉；兄崔发却以佞巧幸于莽、位至大司空。后被强授建新大尹，被迫赴任。任内放掉二千余名在押者，随即称疾去。入汉后自觉"宗门受莽伪宠"，惭愧不仕，著《周易林》六十四篇，临终作《慰志》。
"以疾隐身不仕。"——全卷唯一跳过的一代，一行字。
十三通《诗》《易》《春秋》，与班固、傅毅齐名。作《达旨》自辩；上《四巡颂》为章帝赏识；窦宪府掾→主簿，数十份奏记切谏；外放长岑长，弃官而归。永元四年（92）卒于家。著述二十一篇。
约 78—143，年六十六（本传语）。十八岁从贾逵受学，明"天官、历数、京房易传、六日七分"，与马融、张衡友善。为兄报仇亡命，狱中仍问礼。四十余始为吏，两度托身贵戚两度被牵连。晚年任汲令七年、百姓歌之。著述五十七篇。
著《政论》，仲长统称"宜写一通，置之坐侧"。任五原太守教民纺织，边功"常为边最"。因梁冀故吏免官禁锢数年。穷到"以酤酿贩鬻为业"，卒时家徒四壁立，无以殡敛。
崔寔从兄烈花五百万买来司徒；其子钧当面告诉他"论者嫌其铜臭"。这一支是同一血脉、相反的选择。
一个"我不想干净得连累家人"的官员，和二千条人命
崔篆严格说不属于这一传的传主，但范晔把他放在最前面是有意的——后面所有人面对权力时的选项，都是崔篆第一个走出来的。
太保甄丰举他为步兵校尉，他拒绝了，理由是：要打人搞军事的事，不用来找读书人。然后"投劾归"——自己检举自己、免掉自己的资格。这一招在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本质是用自污换退出票。
这次他去了。原文明明白白写着动机：一个人要独自清白很容易，代价是我的母亲和兄弟。注意这句话必须连着后面的处境一起看——他的兄长崔发此时正"以佞巧幸于莽，位至大司空"，母亲师氏接受王莽殊礼，"赐号义成夫人，金印紫绶"。他的清白，是家族已经付账清过了的。他到任后称病不办公，整整三年不行县——一种最低限度的任职，只签字不做判断。
被掾吏劝着"强起班春"（出行春教化）后，他第一次下基层，看到县里监狱塞满了人。他的判断不是"这些人有没有罪"，而是——刑罚一旦不中，本身就是陷阱。他放了两千多人。
属官那句担心值得单独记住："独自做君子，是要后悔的。"这是所有组织里最常见的劝阻理由。崔篆的回答是一笔账：拿一个大尹的命换两千人，我愿意。然后他就称病辞职了——放完人就走，不等复核、也不接受任何追认。
崔篆这一段，是全卷唯一一个"在自己最不自由的处境里，仍然做了一件不可逆的大事"的人。他没有清洗自己的名声（后来因为"宗门受莽伪宠"自觉不配仕汉），也没有把这件事变成政治资本。他的处理方式是：做完就走。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后面三代人都这么别扭——这个家族继承的不是一个道德标准，而是一个操作惯例：在最坏的位置上，找一个仍然可以动手的地方，干完不留痕。
别人笑他"读书太多、不做官"，他给了一整套理论
写作背景很具体："常以典籍为业，未遑仕进之事。时人或讥其太玄静，将以后名失实。"——世俗的解读是：你这是在用读书博名声，最后会发现名实不符。崔骃拟扬雄《解嘲》作《达旨》，全文是一问一答。
你学问深到能探到没有源头的暗涌，却不上朝堂、不入门第，不结党自荐、也不跟俗人同流。树太高就没了荫凉，一根木头成不了林子。现在是明君当世、辟雍兴学的好时候，机会摆在眼前，你却一步不发——你哑了吗？
先拆掉"该不该做官"这件本身的价值判断：道没有固定的标尺，随着时势收紧或放松。所以问题从来不是做不做官，而是你处在周期的哪一段。
他紧接着列了一张清单，一口气说出十种完全相反的士人选择：掩目渊潜（投水不出）、盥耳山栖（洗耳入山）、草耕仅饱、木茹长饥、重聘不来、屡黜不去、冒诟干进（受辱求官）、望色斯举（看脸色就走）、役夫发梦（傅说）、渔父兆龟（太公）。——据李贤注所引，这些人物分别出自《庄子》《论语》《吕氏春秋》《说苑》《韩诗外传》《新序》《尚书》《战国策》《史记》等书，被他排成一行行为的连续光谱：它们都是可选项，都不是答案。
到这里他终于落下那八字：「是以险则救俗，平则守礼，举以公心，不私其体。」翻译成结构就是——乱的时候，只要有人溺水就得提衣蹚水冲上去，顾不上鞋子才是义务，舍不得鞋子就不是仁；治的时候，穿戴整齐、守住规矩，你耐不住寂寞就不是忠。这是我能想到的、中国古典文本里最清晰的一份"触发式行为准则"：它同时规定了出手的门槛和收手的门槛。
既然现在是治世，那么：别人采花，我收果实；用不上就收起来，这是我学的东西。关键在于最后一句——该出去的时候我一点不推辞（执珪秉柱国），该静下来的时候我也甘心吃糠咽菜。他不是拒绝官位，他是拒绝在不需要他的时间段里出场。
最见性情的一段。他说君子不是不想做官，是耻于用卑躬的方式去求推荐；大声叫卖、挂旗自我介绍的，不会是随侯珠、和氏璧。注意这里的逻辑不是道学式的清高，是对定价机制的判断：真东西不走这条路。
《达旨》最后一口气点了十六位古人的"入场表演"，从孔子在夹谷、晏婴在崔杼、曹刿在柯盟、范蠡在会稽、伍员在柏举、鲁连退燕、包胥存楚、唐且悟秦、甘罗报赵，到颜回明仁于度毂、程婴显义于赵武。他的收尾很老实："仆诚不能编德于数者，窃慕古人之所序。"——我确实排不进这几位的行列，我只是私下羡慕他们排出的那个次序。
《达旨》最容易被误读成"怀才不遇的自慰文"。它不是。它的结构是一套完整的决策规则：什么时候必须出手（险）、什么时候必须退（平）、为什么不能自荐（叫呼炫鬻非随和之宝）、以及用谁做参照系（不跟同僚比，跟十六位古人比）。
这套规则真正的麻烦在后面：它要求你先判断当前是"险"还是"平"，然后严格执行。崔骃自己判断失误过一次——他认为元和年间（84—87）是"平"，于是安心在府里读书；可等到窦宪起来，局势转成"险"，他最后只能在窦宪府里连上数十份切谏，然后被外放到朝鲜半岛。
"叶公好龙"这个成语，定型在这一卷
这段对话的信息密度极高。章帝为了《四巡颂》想见作者，转头问窦宪；窦宪的回答暴露了当时的口碑分发结构：班固一直在替崔骃打广告，但没见过面。皇帝那句"你是爱班固而忽略崔骃，这是叶公好龙"，这是"叶公好龙"被用作当朝评语的一个早期例子（本文未做穷尽性检索，不排除更早用例）。
窦宪"屣履迎门"——鞋子都来不及穿正就跑出去迎接，这是本传里窦宪唯一的正面镜头。但紧接着就是那个致命的时间差：皇帝正要授官，皇帝死了。
元和年号止于 87 年七月，章帝即崩于章和二年（88）。崔骃这辈子唯一一次接近于正常仕进的窗口，是一个不到四年的窗口，而且是被死亡关上的。此后他进入窦宪幕府，再没有别的路径。
"适欲官之，会帝崩"六个字，是我在全卷里觉得最冷的一处。它提醒的是：一个机会的价值，取决于授予它的那个人的命运，而不取决于你配不配得上它。
崔骃的对策和策略都没错——他有作品（《四巡颂》）、有推荐人（班固）、有皇帝本人的意愿。三样齐全，仍然失败，因为链条上有一个他完全无法控制的环节。这一点在任何"我做好了准备就能拿到"的叙事里都值得单列出来。
窦太后临朝，窦宪"以重戚出内诏命"时写的
崔骃进了窦宪府后写这封信。它之所以值得单独一节，是因为它示范了一件极难的事：怎么对一个刚刚得势、又刚刚帮过你的人说"你这么下去要死"。
他先替对方把话说完了：交情浅却说重话、地位低却去指点贵人、不被信任却献忠言，这三样我都占全了。为什么要占全？"愤盈而不能已"——堵不住了才说。这句话把一个进退的批评转成了"我不得不说"，给对方留了台阶。
注意这是普适于所有人的判断，不是针对窦宪的道德攻击。他不指责你骄傲，他说的是"这个位置会让你骄傲，这不是你的错，是你的处境"。把缺点外部化，是劝退能进行下去的前提。
这是全信最锋利的一句：西汉一代二十家外戚，能保住家族、全身而退的，只有四家。他把窦宪的处境从"你现在很好"直接换算成生存率 20%。这不是比喻，而是可查的统计陈述，而且它是给一个正在寻衅的人看的。
诊断是八个字："满而不挹，位有余而仁不足。"——装满了却不愿倒一点出来，位置有余，仁德不足。处方也给了：往前看榜样（冯野王以外戚居位而称贤臣、阴卫尉克己复礼而终受多福），往下看自己的家族史（窦氏之兴，肇自孝文，两个祖先"以淳淑守道"），往上看典籍（《周易》美谦、道家戒满）。
"掾属三十人，皆故刺史、二千石，唯骃以处士年少，擢在其间"——三十个人都是做过州刺史或两千石高官的，只有崔骃一个是没当过官的年轻人。这个细节说明窦宪一开始对他是真好的。然后崔骃做了他必须做的事：趁着窦宪出兵匈奴、沿途不法，连上数十份奏记。
结局是羞辱性的巧妙——窦宪要疏远他，不用贬斥，而是"察高第"（考核优等）、"出为长岑长"。给了一个更好的名分、一个更远的地方。长岑县在汉代属乐浪郡南部都尉七县之一，治所在今朝鲜黄海南道一带（信川郡凤凰里出土"长岑长王卿"墓砖可证）。崔骃没去上任，直接回了家，当年去世。
这封信的失败，不在于说服力不够。它结构上近乎完美：自认不妥→外部化缺点→代入统计学史→给台阶和榜样。它失败在"对方正在赢"。窦宪那时候刚掌诏命、随即就要出击匈奴并燕然勒石，任何一个正在赢的人都不会接受"你这种情况的生存率是 20%"。
所以这封信真正的读者可能不是窦宪，而是后来的历史——范晔把它全文收录，就是让它作为"早就有人说过"的证据存在。这也是为什么崔骃在府里又留了那么久、写了数十份奏记：他没有把 "我提过醒" 当成交付标准，他一直在试图让这个提醒真正生效，直到被外放到朝鲜才停。
一个看清了结局、却在最后一步主动放弃兑现的人
他是当时最好的学术圈子里的人——老师贾逵、朋友马融和张衡；天文历算是当时的硬科学。但他前半生的主线索是另一条：哥哥被杀，他亲手杀回去，然后逃亡，等到大赦才回家。这是汉代的风气，也是他一直到四十多岁才做官的直接原因。
四十多岁才当上郡吏，还因事进了监狱。趁着审讯的间隙向狱吏请教《礼》，范晔给的评价是八个字："虽颠沛必于是。"——这个家族的行为方式在他身上找到了最朴素的表达：在哪里都可以继续干活。
"后事释归家，为度辽将军邓遵所辟。居无何，遵被诛，瑗免归。"——刚进去没多久，邓遵被杀，崔瑗因是"故吏"被免。这是本卷第一次发生这种事。第二次、第三次还会发生。
安帝废太子（济阴王），改立北乡侯。崔瑗立刻判断出"侯立不以正，显将败"——这是一次完全正确的政治判断，而且他给出了明确的行动方案（拉拢阎显去抓江京、废少帝、立济阴王），并且把利害说得很透："不作为，你会跟着主犯一起被定罪。"
但两个障碍同时出现：阎显天天喝醉，见不到人；长史陈禅犹豫，不敢跟。结果：北乡侯恰好病死，孙程等人拥立济阴王，是为汉顺帝。阎显兄弟全部伏诛，崔瑗"坐被斥"。——他看对了每一步，却因为"联系不上"和"同伴不跟"而成为被清算的那一边。
他的门生苏祇完全知道崔瑗当初的谋划，要上书替他申辩。此时陈禅已经做到司隶校尉，主动出面："只管让苏祇上书，我为他作证。"——这是一个现成的、几乎必胜的脱罪的法子：证明崔瑗早有反正之心，他就不是阎显的人。
崔瑗拒绝了，理由是七个字："此譬犹儿妾屏语耳"——那些话不过是丫鬟群妾在屏风后面的私语（意指：他人家门内的私密话，不值得拿出来）。然后他说：请您别再提这件事了。接着辞职回家，从此不再接受州郡的任命。
这一幕是《崔骃列传》让我停得最久的地方。它的重量在于：这个机会是"正确者应得的补偿"——他确实比所有人都看得早，也确实试图阻止，也确实为此付了代价（丢官被斥）。按常理，他完全有权利要求还原事实。
但他选择了让这笔账烂掉。理由不是道德洁癖，是对证据性质的判断：那些话是在阎显家里的墙角说的，属于别人的家丑。要拿来救自己，就必须把那场景公开出来，连带把一批无关的人拖进来。他判断这样做不划算，于是承担了整个误判的代价。
范晔显然也这么看——贊里专门留了三个字给他：「瑗不言禄」。这三个字的意思是：崔瑗明明可以拿那些事实去换一个"先见之明"的名声，但他没拿。
梁商开府第一时间征召他，他称病坚辞。理由是统计式的："我已经两次做贵戚的属吏，两次都因人家倒霉而牵连。"这是他对自己做出的归结。有意思的是，他一转身接受了一个最基层的岗位——汲县县令。
这是崔瑗一生最实的一段：开了几百顷稻田，干了七年，百姓编歌谣唱他。和把他一次次牵连出局的那些幕府相比，汲县七年是他唯一不受某个人命运影响的业绩。
汉安初年，大司农胡广、少府窦章联名推荐他"宿德大儒，从政有迹，不宜久在下位"，迁济北相。不久，光禄大夫杜乔以贪赃罪弹劾他，被召至廷尉受审；崔瑗上书自辩，得理出（这正是论赞里"由此知杜乔之劾，殆其过矣"的来处）。就在此时病卒，年六十六。
他的遗言在今天读来仍然惊人地彻底：人活着是天地之气聚拢，死了是精气归天、骨头还地；哪块地不能埋？不必运回老家。而且所有助丧的财物、祭祀的羊猪，一律不收。这不是薄葬的主张，是把"所有权"这件事从他自己身上完全拆掉。崔寔照办，把他葬在了洛阳。
其中《草书埶》（即《草书势》）赖西晋卫恒《四体书势》全文引录而存世，通常被视为现存最早、专论草书的完整书论之一（故宫博物院等机构表述为"书法史上第一篇完整的书法理论文章"；也有学者持更谨慎的定位，本文采用"之一"的说法）。一篇关于书法这门"无用之艺"的论文，出自一个四十岁还在坐牢的人手里。
最后这个反差值得单独看：待客把饭菜做到极致，自己日常只吃蔬菜汤；家里没有一担一石的存粮。当时人对此的评价是一个字：清。这和他拒绝自证那件事是同一种性格——对人极大方，对自己、对自己的权利极小气。
崔寔写给桓帝的一份诊断书，以及他那句"药石与梁肉"
桓帝初年，崔寔被举为至孝独行之士、徵到公车，因病没能对策，做了郎官。"明于政体，吏才有余，论当世便事数十条，名曰《政论》。指切时要，言辩而确，当世称之。"仲长统的评价是："凡为人主，宜写一通，置之坐侧。"
请注意这四个字的分量："习乱安危"——习惯了乱，便把它当成安全。他接着列出六种具体的病灶：荒耽嗜欲不恤万机、耳蔽箴诲厌伪忽真、犹豫歧路莫适所从、见信之佐括囊守禄（被信任的人闭口保禄位）、疏远之臣言以贱废（远臣因为地位低而话语作废）。结果是"王纲纵弛于上，智士郁伊于下"。
这是全篇最有方法论价值的一句：救世不必先照尧舜的样子重建一遍整个系统。目标是把这条破船补好、把歪了的柱子撑住、按眼前的形状下刀。他后面用孔子佐证——孔子回答叶公讲"来远"、回答哀公讲"临人"、回答景公讲"节礼"，"非其不同，所急异务也"：道理没变，是当务之急不同。
这一段几乎是古代版的"创新者困境"清单。他识别出两种必然出现的阻力：一是"不懂的人"（被旧习绑住，甚至不知道事情做成是什么样，更别说参与开创）；二是"太懂的人"（嫉妒名声、因为方案不是自己提的就反对，动笔写文章批倒对方）。后者尤其难缠，因为他们有笔，而且他们的方式看起来很专业。
他的举证也很重：贾谊被绛侯周勃、灌婴排挤，屈原只能抒发幽愤，"夫以文帝之明，贾生之贤，绛、灌之忠，而有此患，况其余哉"——连汉文帝+贾谊+忠臣这个最强组合都过不了这关,更何况其他人。
这是《政论》被引用最多、也最容易挨骂的一段。它的结构其实很克制：先承认做不到（"今既不能纯法八代"），再要求换工具（"参以霸政"），最后给经验判断（"自非上德，严之则理，宽之则乱"）。注意"自非上德"这个限定：他承认如果有上德之君，就不需要这套东西。他讨论的是退而求其次的那一档补偿方案。
两组结果放在一起，他的结论是一句话："政道得失，于斯可监。"
这段话和崔骃的"险则救俗，平则守礼"是同一个结构的另一个版本：祖父讲士人的出处，孙子讲国家的宽严，规则完全一样——先看状态，再选工具。生病吃药、平常吃饭，两条都不错，错的是用反了。
这是全卷我最想推荐的一段论证：汉文帝废除肉刑，通常被写进教科书当作仁政的范例。崔寔不否认动机，他只对账——原来判割鼻的改打三百板、砍左脚的改打五百板、砍右脚的改判死刑。结果：砍右脚的丢了命，打板子的往往被打死。名义轻了，实际是杀。直到景帝元年定律、减轻笞刑，"笞者得全"。
他的结论是："文帝乃重刑，非轻之也；以严致平，非以宽致平也。"这句结构可以抽出来当公式用：看一项政策，要看它实际产生的后果，而不是它宣称的性质。——这可能是整个汉代政论里最锋利的一刀。
他没有幻想自己是那个能推行井田制的人。他把这个理想方案说完了，然后补一句自我砍价："做不到的话，前面说的这些都是累赘。"这种在给出理想的同时标出执行前提的写法，是《政论》让人信任的原因——他从头到尾都在说"在这个约束条件下，能做什么"。
《政论》整篇可以压缩成一句话：先诊断状态，再匹配工具；不要用名义上的善意替代实际上的后果。
它对我最有价值的地方，是崔寔处理"理想与现实"的手法：他没有假装现实不存在，也没有把理想偷偷降级成现实。他两边都写，并且明确标注了切换条件。前面铺霸政、严刑，后面照样把井田、凤凰儀挂出来，只是坦白说明——那需要"大定其本"，做不到就"多为累而已"。
五原教人纺织，以及一个死后没有棺材的太守
读《政论》容易以为崔寔是个冷峭的法家。回到本传后半段，你会发现他的实务能力恰恰是最具体的乡土技术，而且他穷得离谱。
五原（今内蒙古包头一带）适合种麻，但当地人不懂得纺线织布。冬天没有衣服穿，人们的做法是堆一堆细草睡在里面，见官时就披着草走出来——这个画面是本卷最有冲击力的写实镜头之一。崔寔到任后把官府的储备卖掉，换了纺车织机这些工具，教人纺织，当地人才不再挨冻。
同时代的边疆正被打穿——一年之内九次告急。他整军、严斥候，敌人不敢来，"常为边最"（考核常年第一）。这两件事加起来是：一手给百姓置办生产工具，一手把关防做到最严。
"为度辽将军邓遵所辟。居无何，遵被诛，瑗免归。"
第一次：什么都没做，跟着倒台看清了"侯立不以正，显将败"，试图说服对方，但因联系不上、同伴犹豫而错过。"阎显兄弟悉伏诛，瑗坐被斥。"
第二次：看对了也没躲开"自以再为贵戚吏，不遇被斥，遂以疾固辞。"
第三次：学会了，这次不去任大将军梁冀司马、著作东观，"会梁冀诛，寔以故吏免官，禁锢数年"。
第四次：崔寔接过同样的教训这条线是我认为本卷最值得单拎出来的一条暗线：一家三代，与权贵府门发生四次关系，其中三次以被牵连收场、一次是主动拒绝。范晔自己在论赞里点了出来："骃、瑗虽先尽心于贵戚，而能终之以居正。"——前半句承认他们都曾投靠过权贵，后半句强调他们最终是靠自己的操守收的场。
他父亲崔瑗去世时留下"不可接受赙赠"的遗令，但崔寔仍然卖掉田宅办葬礼、立碑，卖光了家产，穷到靠酿酒贩卖为生。当时很多人拿这个讥笑他——一个做过太守的人居然经商。他没改，理由是"取足而已，不致盈余"（赚够就行，不追求盈余）。后来官越做越偏远、越来越穷，死的时候家里徒有四壁、买不起棺材，最后是杨赐、袁逢、段颎三人凑的葬具，袁隗给他立碑。
这是《政论》作者的结局。写下"刑罚者治乱之药石"的人，最后是被同僚凑钱埋的。
崔寔的"酿酒卖酒"这件事，本传记得很克制，但我觉得它比《政论》更能说明这个人：他没有把"没办法"包装成"不屑"。穷了就去经商，被人讥笑也不改口，只守住一条底线——"取足而已，不致盈余"。
这条底线也是他整篇政论的缩影：他明确知道自己想要的下限在哪里，然后在这个下限之上，对所有的评价都不接。
范晔把它放在卷末，不是闲笔
崔寔的从兄崔烈，"有重名于北州，历位郡守、九卿"。灵帝公开开榜卖官，崔烈通过保姆（傅母）走了门路，掏五百万买下司徒。册封那天皇帝当着百官的面后悔了："早知道该多敲一点，能要到一千万。"——这个细节的荒诞程度，说明当时的定价已经完全公开。
"铜臭"这个词的源头就在这里。而且它是在一次家庭闲谈里说出口的——父亲自己心里也没底，主动问儿子外界怎么看；儿子先给了台阶（您本来有资格），再说出真实评价（现在是坐上了这个位子，天下人倒失望了），最后三个字落地：嫌你身上有铜的钱味。
这段比"铜臭"本身更好看。崔烈被戳中要害，抡起手杖就打；儿子是全副武官装束（虎贲中郎将、武弁、鹖尾）狼狈逃跑。父亲一边追一边骂："你个死当兵的，老子用杖打你就跑，这叫孝顺吗？"儿子回头答："舜侍奉父亲，小杖就挨着，大杖就跑掉，这不叫不孝。"（典出《孔子家语》）——崔烈听了，惭而止。
这段对话把"孝"这个字当场卸掉了：你没有权利打着"父"的名义打死儿子，我逃跑也依然是孝。而这个反击出自一个刚指出父亲"铜臭"的人嘴里。范晔把它完整录下来，因为它演示了同一件事：这个家族的另一支，会因为价钱合适而把标准卖掉；但连它的下一代都知道那标准还在。
崔钧起兵讨董，董卓就把崔烈扔进郿县监狱，铁锁锒铛。董卓被杀后崔烈出任城门校尉，最后在李傕攻入长安时被乱兵所杀。——他花五百万买的那个位置，终点是一次没有审判的死亡。
史家收尾时，把评价写得很紧
赞里最需要解释的是"瑗不言禄"四个字。范晔在論里替李固、驳杜乔（说连李固这样的高洁之士都主动送礼结交崔瑗，杜乔弹劾他贪赃大概是过分了）；在赞里则只留一句"不言禄"——指的就是陈禅请他自证时，他把那份可以换来清白和恢复名位的功劳，彻底闭口不提。
一句话总结范晔的态度：这家人先后投靠过权贵（"尽心于贵戚"），但他们收场时靠的都是自己那条底线（"终之以居正"）。
崔骃 · 二十一篇
诗、赋、铭、颂、书、记、表、七依、婚礼结言、达旨、酒警合二十一篇。另上《四巡颂》，范晔谓"辞甚典美，文多故不载"。
崔瑗 · 五十七篇
赋、碑、铭、箴、颂、七苏、南阳文学官志、叹辞、移社文、悔祈、草书埶、七言。其中《南阳文学官志》称于后世，"诸能为文者皆自以弗及"。
崔寔 · 十五篇
碑、论、箴、铭、答、七言、祠、文、表、记、书。《政论》在此列中（本传节录其大段）。《四民月令》不在本传著录之列，另见《隋书·经籍志》农家类。
崔烈 · 四篇
诗、书、教、颂等。旁支，对照组。
哪些是原文，哪些是我的归纳，哪些还没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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